一杯酱香酒 一脉家国情

中华文明，源远流长。赤水河连通长江，是各种文化传播、交流的重要枢纽。酒，作为沟通神灵、愉悦精神的产物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中国酒文化与华夏文化同步萌生，相互影响。从敬畏天地的祭祀文化，到两汉开疆拓土、唐宋的诗酒风雅，再到飞入寻常百姓家，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中，随处飘散着美酒的芬芳。

酒是一种文化符号，无处不在，浸染在每时每刻的历史进程中。

中国酿酒历史久远，可追溯的实物证据距今9000多年。中国酿酒技法多样、酒类品种丰富，而酱香型白酒，是根据白酒的不同香气特征划分出的白酒香型之一。

贵州省仁怀市，是酱香型白酒的发源地、核心区。产自这里的茅台酒，是酱香型白酒的杰出代表，也是世界著名的烈酒。

酱香型白酒酿造工艺复杂、生产周期长，受地域特征影响十分明显。“离开茅台镇，产不出茅台酒”，“离开仁怀，酿不出正宗的仁怀酱香酒”，这是人们对酱香型白酒酿造的科学总结。

神奇的环境、精湛的工艺、独特的人文，赋予了仁怀酱香型白酒的高贵品质，得以从丰富的酒类品种中，脱颖而出、异军突起。

仁怀酱香白酒的生产区域，又被称作仁怀酱香酒产区。所有产自该地区、采用特定工艺生产的酱香酒，统称为仁怀酱香酒，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。

     仁怀酱香型白酒在发展过程中，积淀了深厚的文化。道法自然的酿造工艺，是产区人民尊崇自然、顺应自然、不断创造的智慧结晶，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凝聚了人民的勤劳和智慧。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，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，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。

赤水河自秦汉以来，一直是国家疆土拓展、政令传输、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。处于赤水河最精华段的仁怀，历史隶属关系、行政区域几经变化，积淀了深厚，并因通道作用带来的大交流、大融合，进而形成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文化特征、产业特点，具有不可复制性。

绚丽多彩的仁怀酱酒文化，是仁怀乃至赤水河流与文化中，最为丰富、耀眼和感染力的部分。讲好仁怀酱香型白酒故事，对于升华流域文化、传播产区文化，赋能仁怀酱香型白酒产业发展，具有现实意义。

本文以可见的实物、可及的视野，多角度、多维度，融合流域历史文化、生态文化，梳理了仁怀酒业发展概况，探寻酱香型白酒发展之路。

一

中国酒文化是典型传统农耕文明的产物，无论是采摘野生果实，还是耕种收获谷物，食物丰饶程度，是酒出现和存在的最基本条件。

河南省贾湖遗址中的稻壳，以及部分器物中残留物等，把中国酿酒历史，推至9000至7500年前。这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酿酒实物证据，也表明早在这一时期，中国已有酿酒的作坊。

一千公里外，地处云贵高原的赤水河流域，水汽充足、气候温热，适合很多动植物生长，生物多样性丰富程度高，珍稀特有动植物保存多。这种条件，为生活在同时期的人们，提供了足够的食物来源。

大约24至20万年前的赤水河流域，人类正在从“站起来”，向更高的智人阶段过渡。一万多年前，崇山峻岭之间，早期的居民相对固定地生活在河边台地上。人们把从河滩上捡到的石头，反复磨制成简易工具，用以砍、削、切割物品。同时，另一群人以泥塑形投以火，烧制所需一切物品，挂在渔网下的陶网坠，就是其中之一。

有山、有水，还有采摘不完的野果和驯化种植的稗、豆、粟，甚至少量的旱稻，以及取之不竭的鱼、禽，人们有了吃不完的食物，生活富足。酒，作为一种能刺激神经系统，使人心情愉悦、思绪纷飞的饮品，开始出现在赤水河流域早期居民的生活中，并把它首先献祭给神灵和祖先，再奉献给身边最尊贵的人。

与此同时，由黄河流域出发，顺着河流迁徙的一群人，抵达了赤水河流域。他们在赤水河两岸的台地上，就地取材，用家乡的技法，烧制生产、生活用具，使用还为数不多的锄制工具开荒种地。

陶窑，此时在赤水河岸边的台地上已经出现，烧陶技术也达到了一定水平，能够制作和烧制图形较为复杂、火候不错的陶器。同时，在个别地方，人们还掌握了利用草木灰，或者植物和矿物颜料为陶器上釉的技术。

位于赤水河中游地区，距离赤水河岸20多公里的盐津河峡谷上，一处山洞被人们短期利用。他们将带来的夹砂陶大口尊、圜底瓶、绳纹杯等，带进了山洞。这批器物，被确认是用于酿酒、盛酒的，带有典型的仰韶文化特征。

盐津河峡谷上的山洞，叫做癞子洞（云仙洞），出土的陶尊、陶瓶、陶杯等，是赤水河流域迄今发现年代最久远的酒器、酒具，是国家二级文物，现收藏于仁怀市博物馆。

考古人员按照出土文物断代规则，按下限确定为商周时期器物。

酒作为通神之物，早期用于祭祀，或供权贵少量饮用。商周时期，酒的酿造，已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，不仅有专门管理酿酒的部门，有负责监督饮酒的职官，还有专门酿酒的人员。商代，贵族的酒具是精美的青铜制品。而到了周朝，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管理制度，如《周礼·天官》记载：“酒正，中士四人、下士八人、府二人、史八人、胥八人、徒八十人”。“酒正掌酒之政令，以式法授酒材，辨五齐之名，一曰泛齐，二曰醴齐，三曰盎齐，四曰醍齐，五曰沈齐。辨三酒之物，一曰事酒，二曰昔酒，三曰清酒。”另有专事酿酒的“酒人”中，“奄十人、女酒三十人、奚三百人”。

这里面的“事酒”、“昔酒”、“清酒”，是指三种不同等级的酒。“事酒”，是专为祭祀而准备的酒，有事时临时酿造，故酿造期较短，酒酿成后，立即就使用，无需经过贮藏。“昔酒”，则是经过贮藏的酒。“清酒”，是要经过过滤，澄清等步骤，或为当时最高端的酒了。

同时期，上游及泛赤水河流域地区，遗址祭祀坑内出现的酒器、酒具，式样丰富、花纹复杂、做工精致。这些现象说明，早期生活在赤水河流域的先民，有了与黄河流域大致相同的祭祀形式。

古老的大型祭祀仪式，主要有两种，一是宗庙祭祀，一是天地祭祀。与前者不同，后者是在高台上搭建起露天祭坛举行，每年春、秋两祭，祭品除生命力最旺盛的五谷、牛、羊等，还有酒水。此外，有特定的祭器、礼仪和舞蹈。

茅台地名的来源，与祭祀有关——茅草搭建的祭祀台。此外，在今天仁怀的南部，茅坝镇有“九井八庙十茅台”的说法，据称也与赤水河流域先民生活、祭祀活动相关。

我们似乎看到：3000多年前，生活于此的人们，聚集在赤水河边的高台之上，围着用摆放了茅草束的祭坛，在部族头人带领下，举行神秘的祭祀仪式，表达对自然的敬畏和对天地万物的赞美。祭祀前，掌管祭祀的人将专门酿制的酒，置在茅草束上。酒液渗漏而下，视为神在饮用，人们为之欢呼、舞蹈，庄严、热烈的祭祀活动随之开始。

某天，突如其来的一场洪水，袭击了人们位于河岸台地上的住所。一位部掌管祭祀或地位较高的人，带着他认为重要的器物——大口尊、圜底瓶、绳纹杯，在众人保护下，逃往高处，找到了癞子洞，暂避灾难。但不知为何，他在离开时没有带走。直到3000年后，一群妇女来到癞子洞，意外发现了黄土之下的器物。

二

祭祀，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，从未间断。生活在仁怀的人们，无论时光飞逝、岁月更替，也从未中断过对天地的敬畏，对祖先的敬仰，并且将新技术结晶，首先用于献祭。

汉代铜鼓，即是其一。

1985年4月初，茅台镇村民在银滩村葫芦田挖酒窖过程中，发掘出一面铜鼓。经鉴定，为东汉器物，命名“茅台铜鼓”。

茅台铜鼓为束腰形，重18.15公斤，通高33厘米，面径57厘米，足径57厘米，表面饰弦纹、芒纹、蝉翼纹、锯齿纹、游旗纹、翔鹭纹等，造型凝重、纹饰清晰，叩之声音浑厚。

铜鼓，在古代是重型礼器，既用于战阵助威、召集群众，也用于大规模的祭祀、婚丧、喜庆节日活动中，是一种号召乐器，使仪式更显庄严隆重。相关研究认为，在西南山区，铜鼓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，为民族首领和贵族所独占，被视之为一种珍贵的重器或礼器，也成为被祭祀的对象。

汉代在中国历史上，是十分强盛的朝代，汉武帝一心开疆拓土。赤水河流域乃至整个西南，都是他扩大版图的一部分。

事实上，汉武帝开发“西南夷”之前，另一位帝王也惦记着西南地区。秦统一六国后，在蜀郡太守李冰修建的“僰道”基础上，将道路向西南修建到云南境内。此路宽五尺，长千余公里，被称为“五尺道”或“古秦道”，为秦王朝的势力扩张，提供保障，使秦帝国的统治伸达到了今滇东北地区。司马迁在《史记•西南夷列传》中说：“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，诸此国颇置吏焉”。

秦建成的“五尺道”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由中央政府修筑的通往西南边地的官道，应视为国家对西南地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开发。其时，仁怀分属蜀、巴两郡。

秦灭。胸怀壮志的汉武帝，一心开疆拓土。

彼时，唐蒙在江西当番阳令。王恢出击东越时，他奉命出使南越。在这里，他品尝到了美味的枸酱，在市场上看到了邛竹杖等。回到长安，专门向商贾打听枸酱来由，方知是由蜀商私贩而来。

由此，唐蒙确认，夜郎与南越有道可通。复命时，就向汉武帝报告了这个发现，建议向夜郎借精兵十万，“浮船牂柯，出不意，此制粤一奇也。诚以汉之强，巴、蜀之饶，通夜郎道，为置吏，甚易”。

“上许之。乃拜蒙以郎中将”。于是，唐蒙率领上千军士、上万后勤保障队伍，开山修路，经今天四川省合江县的巴符关，渡过赤水河，出使夜郎，最终将西南广袤之地纳入汉之版图。

今天，关于枸酱，尽管西晋《华阳国志》载“帝既感邛竹，又甘蒟酱（枸酱）”，宋伯仁在《酒小史》中列举的106种酒中，确认唐蒙品尝到的枸酱是一种酒，清代《续遵义府志》中也说“枸酱，酒之始也”，清人诗词“尤物移人付酒杯，荔枝滩上瘴烟开；汉家枸酱知何物，赚得唐蒙鰼部来”，但出于某些原因，时有争论。

不过，唐蒙饮枸酱而取夜郎这段历史，铁板钉钉，无人再驳。至于枸酱为何物，尚有争论，有的认为是由某种草本植物，但多数认为是一种叫做“拐枣”的果子。后者，学名枳椇，在赤水河两岸十分常见，这种乔木上悬挂的果实，状如鸡爪，富含糖分，每年霜降后熟透掉在地上，捡起放到鼻子前，能够嗅到淡淡的香甜，入口有酒味，今仍有人以其制酒。

西南夷的开发，使得赤水河流域的政治、经济，都有了长足进步。出土于罗村梅子坳的铁锯表明，铁制农具已在赤水河流域普遍使用，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，人们能收获更多农作物。

仰仗于铁制工具的广泛运用，一些有实力的人，在高处的山崖上，开凿墓室，希望能早日登临仙境。这种被称为崖墓的墓葬形式，造价高昂，往往一孔普通墓穴所需的金钱，可以购买2100至2500斤大米。但是，汉至两晋，崖墓形式，在赤水河流域成为一种风尚，今天仁怀境内的五岔、学孔等地有遗存墓穴。

除了开凿艰难的崖墓，还有很多土坑墓和砖石墓。这些砖石墓中，沿着神道进去后，部分还是“一室一厅”、“两室一厅”，陪葬丰富。

赤水河边的合马，至少有两千多年开发史，并可能存在大型聚落遗址、街市。1991年发掘的一座汉代墓葬中，出土了陶瓶、陶釜、铜釜、陶盆、陶盒、陶罐、刻刀、砍刀、铁锯、铁斧，以及大量的五铢钱、大泉五十及大布黄千等货币。

墓内还出土了体积较大的酒瓮、铺（或为“辅”，下同）首衔环酒壶、酒坛、酒壶等。其中，酒瓮体积较大，能装下八十至百斤美酒，酒坛容量为16斤，酒壶可装4斤；而高35厘米、腹径32厘米的铺首衔环壶上的铺首图形，是饕餮兽首像，代表着等级。

附近另一座汉墓，则出土了抚琴俑、听琴俑、舞俑、说书俑、持锸俑、陶屋、陶鸡、陶猪、陶狗等。其中，持锸俑身佩环首刀、右手持锸、左手提撮箕；抚琴俑神态专注；说书俑手舞足蹈、笑脸略显夸张；舞俑裙摆袅袅；陶猪体态肥硕；陶屋为斗拱承托屋顶。整组出土器物，反映出当时的劳动、生活、娱乐场景，以及墓主富足的生活状态。

身佩环首刀、持锸提撮箕的陶俑，其原型身份可能是“家兵”，表明赤水河两岸的地主阶层，采取了亦兵亦耕的方式——平时进行农业生产，战时要服从征调参战。

从陪葬的钱币看，这应当是西汉末期的墓葬——王莽纂权后，设“六筦”之令，对把盐、铁、酒、币制、山林川泽收归国有，发行了大泉五十、大布黄千。

这一时期，王莽罢“榷酤”，“令官作酒”，每郡设酒士一人，专门管理酿酒，且规定“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，率开一卢以卖，雠五十酿为准。一酿用粗米二斛，麴一斛，得成酒六斛六斗。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，并计其贾而参分之，以其一为酒一斛之平。除米麴本贾，计其利而什分之，以其七入官，其三及醴酨灰炭，给工器薪樵之费”。从出土的酒瓮、酒坛、铺首衔环壶等文物推测，仁怀境内西汉末期已酿酒作坊。但由于赤水河地处偏僻，存在政策滞后性因素，因此合马的酿酒作坊，不一定是官酿，但肯定是产销一体的商业作坊。

稍晚的汉末，酿酒业进一步发展。据《华阳国志•南中志》记载，诸葛亮经略南中期间，“为夷作图谱时”，画了夷人“牵牛负酒”、带着金银珠宝觐见汉族官员的形象。据载，南中是一个很广泛的区域，包括了今天贵州大部地区。

更下游地区的汉代墓葬中，出土了提着两个酒坛的陶俑。从这个陶俑迈开大步的形态推测，他极可能是某个酒家跑堂小二形象。这件陶俑进一步证明，汉代赤水河两岸酒产业兴盛。

汉代人事死如事生，死后墓葬内的陪葬品，大多与其生前生活、生产场景，以及财富拥有状况有关。这些出土文物，向后人传递的信息是：

随着国家开发西南夷的脚步，地主阶层在赤水河两岸兴起，开启了流域的庄田时代。他们用获取的先进工具、技术，促进农业生产，获得了丰收，可以规模化酿酒，甚至形成了商业化酿酒作坊，并因此积累财富。有了富足的生活，地主阶层精神生活需求增加，住在高大、宽敞的屋子里，饮酒、观舞、听书、抚琴，也希望死后能够成仙。

三

汉王朝的强盛过后，中国经历了较多次的朝代更迭，政局动荡、战争不断。部分阶段，国家对偏远地区的掌控能力下降，使得经济社会发展、文化传播受到局限。

在今天的贵州地区，两晋过后，保留有明显隋唐特征的历史遗存相对较少，出现了所谓“文化断层”。但考古工作者认为，事实上，赤水河流域不存在“文化断层”，而极可能是现在的人们对该时期、该地区的遗存缺乏典型性标本，认知不足。

隋唐，中国酒肆林立，酒文化盛行，曲水流觞、飞花令等，都是盛极一时的享乐方式，由此产生了大量与酒有关的诗词。其中，仅是唐代，流传下来的就高达7000多首。而在赤水河地区，彝族先民，常用米酿酒，“酿酒米开花，酒如露疾下”，人们“婚姻之礼，以牛酒为聘”。

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在这段时间，由于国家动荡、战事频仍，人口流动受到严重制约，国家也更多精力经管少数民族地区，采取了羁縻之制。地处山区的仁怀及整个赤水河流域，以本土少数民族首领、部族为主的势力，由此兴起、主导一方，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少，处于内部循环、发展状态。但同时，这也给该区域多数地区，经济、社会保持相对稳定，提供了条件，并保存了原有文化、习俗特征，成为今天中国传统文化多样性的重要部分。

直至唐末，南诏之乱，杨氏入播，微澜初起。

据称，这段时期，发生了遵义版的“鸿门宴”——唐乾符三年，潘阳镇守穆星天率军入播，先于杨氏平定播州。杨氏抢功，在遵义城郊设下酒宴，趁机杀害穆氏，随后向朝廷报告自己平定了播州，获得“世袭罔替”的诏令。

这是一个广为传播的穆氏家谱故事，丰富了地域酒文化。

北宋大观三年，仁怀置县，加速了赤水河流域的经济、社会发展。其时，仁怀隶属今天的四川，其辖地范围大致包括今赤水、习水及仁怀一部，治所在赤水的复兴镇。这也是该地区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国家行政区划。

宋代商贸发达、经济活跃。这段时间，唐朝人浓厚的饮酒习俗，被接续下来，而占城稻的推广，让人们有了更充足的粮食。同时，宋代酒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，很长一段时间，连军队中都设有不同级别的酒库。

宋人张能臣《酒名记》中，记载了全国200多种美酒。南宋高宗时期，为筹集军费，还推行过“隔槽法”的酒政，通过政府垄断酒曲、酿酒工具，让需要酿酒的人带着粮食，到专门的地方去购曲酿酒，每石粮收酿酒费3000文，以及22文杂费，以提高酒税。

赤水河地区山高，多坡耕旱地，适合种植水稻的地方不多。这时候，小麦、水稻或旱稻、豆类、油菜及稗等，是该片区的主要农作物，耕作技术成熟，产量不低。高粱，也是这一地区的粮食作物，且是原产地，有很多个品种，但叫做“蜀秫”，或者“巴禾”。

粮食充足了，还能带来较高的利润，酿酒自然成为一种新产业。南宋朱辅撰写的《溪蛮丛笑》一书，记载了类似今“咂酒”形式的“钓藤酒”，犵狫（即仡佬族）富人用白金制作鸟兽形象的酒藤饮酒的事情。还记录了祭祀、葬礼等场合酿酒杀牛的场景。

《续资治通鉴》记载宋高宗绍兴三年（公元1113年）四月二十三日阿永蛮部去泸州敬献供马之事时，还讲到：阿永蛮部每年定期去献马，其随从会将白茶、麻、酒、米、鹿豹皮等，装在船上，顺河而下，前往泸州交易，高峰时达到千人规模。

阿永蛮部，是早期彝族扯勒阿永蛮部，辖地包括今天的叙永、古蔺，及今仁怀茅坝等部分地区，而茅坝一带少数民族善饮、善酿。由此可见，在宋代，该地区的酿酒业兴盛，且销往外乡，是重要的产业。

自唐末入播，播州杨氏土司逐渐强盛，实力更雄厚，其统治了包括今天遵义市大部及周边地区，已近巅峰。宋代播州杨氏土司墓葬中出土的成套酒器、酒具，以金、银、玉制作，十分精美；宋代墓室内的石刻《备宴图》，世界文化遗产地海龙屯出土的“公道杯”、宋代酒具残片等表明，酒在杨氏土司的产业发展与生活、交往中，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，并形成丰富的酒文化体系。

国家的茶马交易政策，惠及到赤水河流域地区。掌控地方大权，又享受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轻税赋的优惠政策，播州土司的产业发达。今荣昌坝地区，当时名叫石粉栅，既是土司的边境重镇，也是重要的汉夷间交流口岸，设有派出机构。可以想见，赤水河上、崇山峻岭之间，产自播州的茶叶、酒、蜂蜡等土特产，在此汇聚，乘船而下；来自汉地的瓷器、精美织锦等，在此登岸后，送往山区……石粉栅是何等热闹。

土司本人也在经商。文献资料记载说，播州土司持有的铅、锌矿产，以及木材等，顺赤水河而下，卖到了泸州，更卖到了江南、京城，规模庞大，甚至由于存在堵塞长江航道的危险，被沿岸官员扣押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荣昌坝宋墓群被发现。墓内精美的石刻，不但是赤水河流域工匠精湛工艺的见证，还足以证明宋代石粉栅地区的分容、富庶。

荣昌坝宋墓中，出土了一组飞天石刻图案。

飞天，最初作为佛教的画像，是人们对虚拟梦幻仙界追求的表达。甘肃敦煌，是中国最著名的飞天图案集聚地，图案形成年代跨越了从“十六国时代”到元到末期。研究认为，飞天图案最早是从印度传入，然后向全国传播。荣昌坝宋墓中的飞天图案表明，荣昌坝的对外文化交流达到相当程度。

当然，荣昌坝宋墓中出土的飞天石刻图案，与后来的茅台酒飞天商标，没有关系。但两者，表达的都是精神向往。难道，700年前荣昌坝宋墓的主人，请工匠雕刻飞天，是为后世留下的注脚？

繁荣的宋代，亡于外患。虽地处抗蒙前线，但蒙军碍于播州土司的强大和骁勇，进攻大宋腹地的路线，绕开了播州，使得播州免于战火，仁怀经济、社会前行步伐不歇。

四

元代，让播州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荣誉。播州土司的儿子杨汉英，由元世祖赐名“赛因不花”。后来，他接替父亲杨邦宪，成为播州第十七代土司，积极拥护元世祖推行的行省郡县制、平叛镇乱、推行改革减轻农民赋税，使得播州经济有了较大发展。

此时，播州宣慰使司改为播州沿边安抚司，设有仁怀、滋州等长官司，而石粉栅等地的功能，可能被进一步加强，并设立了高于宋末的军政派出机构。这个时期，酒的酿造，仍然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，且饮酒风气极盛。《世祖本纪》记载：“（至元二十九年），一岁天下所入，凡二百九十七万八千三百五锭”，酒税占到全国税收的15.7%，可见元代饮酒风气之盛。有人根据相关记载，撰文推算称，在元大都，人均每天所消耗的酒多达半斤以上。

元代采取了与宋代类似的酒政制度，强调以官酿官售，禁止私自酿造，且对私酿有极为严厉的处罚，也在粮食欠收时一度禁止酿酒。但同时，元朝廷又根据实际情况，对全国采取了不同的酒政，如属四川管辖的仁怀，则以茶盐商酒竹冲抵军饷。至元十四年，由于天灾，粮食歉收，国家一度禁止酿酒，这也导致无税可收，第二年又以川蜀多岚瘴，松弛酒禁，“民之衰疾饮药者，官为酝酿量给之”，只是实行了专卖制度。

这个时期的仁怀，推测已掌握蒸馏酒技术，并在明代得到发扬。

明代于赤水河流域，战争频仍，但作为运输大通道和产业基地的优势，开始凸显。其中，皇木采伐是一项艰辛、浩大的工程，持续了数百年之久。产自仁怀等地金丝楠木等，被运往京城，修建宫殿。

正德状元杨慎被贬云南路过赤水河，写下“层冰深雪不可通，千寻建木撑寒空。明堂大厦采栋梁，工师估容穿蒙笼。此水奔流似飞箭，缚伐乘桴下蜀甸”的诗句，描述采伐、运输皇木的场景。

被誉为明万历“三大征”之一的平播战役，万历皇帝动用了高达20余人的军队，分八路向播州腹地挺近。为了军队保障供给，还有大量的后勤人员。战后，平播大军及部分后勤保障人员，留在了播州，据称数量多达二十万之巨。一些民间资料称，战后留守的军事人员，亦兵亦农，广垦荒袤、自给自足。其中部分以酿酒为业者，为解决酿酒粮食不足问题，发明了反复蒸煮酒醅的方法取酒，然后按照不同的酒质售卖。

关于平播战争留守人员酿酒创造的反复蒸煮取酒法，受目力所限，未能在正式文献和书籍中看到，仅停留在部分口碑之中，特记于此，待日后详查。

事实上，明代初期，为巩固边疆，强化边远地区管理，朱元璋推行屯、卫制度，大量军人、官员和开垦者驻扎，赤水河就已是粮草、食盐等保障的运输大通道。当时，经过仁怀的盐路商旅不少，河面舟楫颇多，陆路肩挑马驮者络绎不绝。而且，明永乐年间改革“纳米给盐”，增加商贩利益，以及明万历推行“纲法”，实行“许可”制度，盐商纷沓而来，使得赤水河愈发热闹。

与此同时，明代茶马交易进一步扩大，在黔北地区设立国家茶仓，原本盛产茶叶、马匹的赤水河流域，航运更加繁忙，商贾也逐渐增多，文化和技术交流频繁，对白酒的生产和需求产生积极影响。